困惑的臨界

作者:立軍 時間:2012-03-26 瀏覽次數:9684

                             李廷華 幾年來,陸續看到王鏞先生關于“藝術書法”的一些意見,感覺頗有可商議處。王鏞先生是一位有顯著成就的藝術家,甚少言論,這也使得我對“藝術書法”的詫異停留很久,希望看到更為周全的解釋,但為時愈久困惑愈深。在關于“文化書法”的批評進行時,就有讀者提出:“藝術書法”和“文化書法”的語義結構是一樣的,既然認為“文化書法”在語義邏輯上不能成立,那么,“藝術書法”又豈能例外? 藝術創作與學術研究的評判標準不同,藝術創作并不要求“正確”,其表現是否生動豐富,是否具激情而饒技藝,是否領潮流(或反潮流)而開生面,是其能否成立、能否長久的基本條件。學術研究則不同,邏輯通貫,表述清晰是基本要求,而提出問題的信息基礎是否充分,觀察發現是否銳敏,思考闡述是否深入,援說立論是否經得起反復蹉跌,最終是否有益于人群實踐之參照,則決定其學術價值之高低。“藝術書法”作為一個學術觀念,與“文化書法”一樣,都具有語義邏輯方面的瑕疵。但是,“藝術書法”的理論和實踐,基于長期創作實踐中發生的真實困惑,而非虛張聲勢的文化投機,亦非干戈倒執的滑稽玩笑,對其進行分析評論,當抱“理解之同情”。 “藝術書法”的發生基于現代社會物質生活的巨大變化造成之書法觀念變化,誠然,人類物質生活的改變對文化藝術行為之影響,作用于中國書法最為顯豁。造紙術發明之前,中國的書法都是硬器刻制而成(簡策及帛書,實際可與金石、紙張分列同類),中國書法之所謂“碑”,即起源于此;紙張之發明,使得以個性表現為主的文人書法漫延開來,“帖”因此而大行,并成為中國書法的主流。至近代,又因考古學之發展,使得“碑學”直朔金石之源,與“帖學”相頡頏。所謂碑帖之爭,實際上是中國社會物質變化促成書法精神趨向、審美情趣及藝術風格的分裂與博弈。就在碑耶帖兮案劍不休之間,工業化和信息化不旋踵而至,也顛覆著以筆墨書寫為看家本領的中國文人生活。“書寫”的原始功能接近壽終正寢,“書法”藝術也處于困惑之中。“藝術書法”的提出應該基于拯救對策,此即其應獲“理解同情”之因。但是,理解不等于理想,同情不等于同意。一個概念,既有其語義邏輯之瑕疵,自不免內在理路之糾繞,必然遭遇邏輯規律無所不在的攔阻。正因為中國書法面臨問題之嚴峻,必須從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文化長期發展的宏觀視野及書法藝術構成諸元之內在理路認真琢磨,反復探求,尋找出經得起社會變異,文化跌宕和審美疲勞的長久之策。基于此,略陳芹見,亦同具困惑,就教于“藝術書法”之倡導者王鏞先生及有興趣有關懷的朋友。 “藝術書法論”對傳統書法的藝術功能認識不足 中國書法具有實用功能和藝術功能,這是共識;在人類物質條件的發展里,書法的實用功能由擴張到逐漸減弱,也是事實。“藝術書法”之提出,過分夸大了傳統書法的實用性,對其藝術性則認識不足,所以,試圖在張揚書法的視覺刺激及圖式構成等方面發揮造極,藉與傳統書法分道揚鑣。此意念以王鏞先生所云:“王羲之那個時代生活方式、知識結構、思想意識和我們今天都不一樣。以前那個時代高峰已經過去了,我們現在的目的是創造另一個高峰,并不是要爬上以前那個高峰,就算爬上了也沒有意義”最為顯豁。將“書法藝術”顛倒為“藝術書法”,用心固出于藝術熱情,但是,因資取之信息不完整,致使于中國書法傳統的理解亦顯片面。中國文化、中國藝術、中國書法,從發源起始,即帶有融匯包含性質。王羲之時代,書體從篆隸向楷行(草)轉移,書法的實用性還在發展中,但是,王羲之與庾亮昆仲之間的書法博弈,庾氏所謂“家雞野鶩”之爭,分明已經脫離“實用性”而進入純粹“藝術性”的較量。唐太宗命群臣臨書《蘭亭序》,更完全沒有實用性,而相較歐陽詢、褚遂良等勛臣地位低微之馮承素神龍摹本素得高尚評價,也是“書法本位”、“藝術本位”之表現。李世民以九五之尊,親撰《王羲之傳論》有云:“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一系列描述,從用筆到結構,從圖式到意境,全為藝術形象之揭橥,藝術心理之表露。“宋四家”中,蘇、黃、米同時而交契,若論文學地位,米豈及蘇?而蘇、米之間,乃至于蘇、黃之間,凡言及書法,則純粹是權衡“書藝”而不干其它。 舉茲數例可證:千秋以來,所謂“書法”,即已忽略其實用性而注重其藝術性。如果認為書法“實用性”之消亡而欲另立壇旃,以“藝術書法”代“書法藝術”, 因片面之信息致截然之判斷,終難成其說。此我對“藝術書法”欲理解而惑其不能為理想者一也。 片面張揚形式終將游離書法本質

揚棄內容突出形式,乃“藝術書法”一大主張。內容與形式是否能夠判然分離?問題甚為復雜。王羲之的大量帖札,因為當時之行文習慣(錢鍾書先生曾有論述),也因為后世剪裁挪移之誤,句讀斷續,文意裹纏,談不上文學作品。這說明書法之美并不依附文學,但也不能因此而隔絕形式內容之關聯,若今人能領會當時文風,欣賞當更深入。鄭逸梅在其《藝林散葉》中述于右任書“不可隨處小便”,被人揭裱為“小處不可隨便”而成作品。可見一幅之中,一字之移,其圖式結構乃至于氣韻細節并無大變,但化腐朽為神奇,端在一字精神。以此申論,中國傳統書法魅力所在,乃綜合因素構成。在人文學科范疇里,美學和心理學關系最為密切,在書法的“創作”過程里,書家“寫什么”和“怎樣寫”,每一環節都是美感發生、成長、激揚、至于漸次消歇委頓的過程。盡管人的心理情緒付諸書法未必如王鏞先生所嘲諷需有“七情六欲十三種筆法”,但抽取書法的視覺元素而拋棄文字內容,以一應萬,既違反書法藝術形成的美學和心理規律,也不可能豐富書法的視覺美感。此我對“藝術書法” 欲理解而惑其不能為理想者二也。 信息時代對中國文化發展有雙重意義 信息時代固然離傳統文化漸遠,但是,也有一些新現象為先前未料。比如,近百年前,有文化巨擘多人斷言中國文字為國民精神累贅,必以拉丁文字代之,但以后之發展,中國人對計算機的使用幅度居然進入世界前列,漢字必亡之論已休。還有一堪謂吊詭之現象,手機短信之普及,使中國人的紙面書信寫作消亡,但又促成無紙化的文言文回歸。白話文之普及,以口頭語入寫作,是面向大眾的結果,但文言文之簡潔、高雅、內涵豐富,遠非白話文可比,手機短信之第一要求為簡潔,且不受時間場地等環境局限,這就為文言文的復歸提供了條件。謂予不信,可向今日寫舊詩或文言小品者調查,有幾人不用手機短信?創作、發表,一身而二任得兼。舊詩與文言小品復興,亦可能促進書法表現之欲望。可以說,信息化、全球化,既造成中國文化大困惑,也帶來新機遇。傳統書法既已在藝術性方面取得大量經典且早以藝術性為重要標準,而信息時代亦不能致傳統文化于滅絕,且傳統文化雖有近二十年之張揚,然比較上百年之淪湑,恢復多停留于表面,發展尚未有窮期,別造之高言實為急躁,傳承仍待積久而出新。此我對“藝術書法”欲理解而惑其不能為理想者三也。 中國書法之高雅本質和“藝術書法”之曖昧取向 世界各民族之文化藝術有共同性又各具特色,中國文化應該是以高雅細致為特征,其文藝各門類均可表見。中國書法乃中國文化之儀表,其主流亦與中國文化基本精神吻合。陳寅恪先生論東晉王導之功業,最著者即“衣帶過江”,保留了華夏文化正脈,此正脈即孔子以降的詩書禮樂傳統,無一不以高雅為尚。“藝術書法”為要創造與傳統不同之“新的高峰”,在審美取向上有意與傳統拉開距離,而以“民間書法”趣味為尚,所謂“民間書法”,一般是指尚未進入藝術狀態和法度規范的隨意“寫字”,本亦“藝術書法”最為鄙棄之“實用”者類。云其有某種不受拘束之趣味則可,云其價值可與傳統經典媲美甚或超然則大謬。以前某些時代,對封建文化掃庭犁穴,以“勞苦大眾”之趣味意向為工具,針對的就是“帝王重臣”們推崇的高雅文化。鬧騰一番,最終使“勞苦大眾”更無文化。所謂文化,本來就是人類精神提升所致,處于社會下層之普通人民,欲改變提升,必然向學以求,循階而上,斷無自循其常而能致改變之途者。即以學詩為例,自古以來,最具“民間趣味”者莫如張打油“天地一籠統”,其形象鮮明,語義詼諧,允為獨創,但細究之有何意境?發展至極,則為“薛蟠體”。這里又出現一個悖論, “藝術書法”對民間書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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